第三，1937年3月中旬西路軍剛剛失敗，22日毛就在延安召開批評張國燾的會議，31日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guān)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稍有思維才能的人都可以看到這兩者的因果關(guān)系。
第四，即使司馬先生也不得不承認：“西路軍失敗后一些將士是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司馬先生考慮過這些“不公平待遇”的原因沒有？如果毛是一位胸襟坦率的革命家，他就不該那么冷淡地看待戰(zhàn)敗歸來的將士們——中下級將領(lǐng)和普通士兵有什么錯誤？陳昌浩、李特、黃超他們實際上都是虔誠的革命者，在革命危急關(guān)頭，他們沒有叛變，沒有叛賣，他們回到黨的懷抱之后，受到的不是關(guān)心和安慰，而是排擠和殺害（詳見拙作《西路悲歌》）！由此可見西路軍的悲劇并不單純是紅白軍交戰(zhàn)的問題，其中更有紅軍內(nèi)部濃重的宗派奮斗因素。澄清一句，筆者在文中以同情的筆調(diào)敘述陳昌浩的人生故事，并沒有對陳簡略地作出什么道德斷定，只是以他的遭遇來反襯這種政治的殘暴和人性的丑陋。
第五，如果西路軍問題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機密，一切光明磊落，為何長期以來這個問題都是黨史學界望之色變的雷區(qū)（在電視劇《延安頌》中，這樣的大事竟然沒有正面交代）��？讓黨史學界自由地摸索歷史本相不是更能避免類似鄙人這樣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不明本相者”對“巨大領(lǐng)袖”的“曲解”嗎？明明是履行中央路線，卻讓兩萬多悲壯就義的將士戴上“張國燾路線”、“逃跑主義”、“撤退主義”之類的帽子，這不是在修正和曲解事實嗎？這不是在褻瀆西路軍兩萬多逝世難將士的英靈忠魂嗎？
筆者還是認為，上述五個方面的理由足以斷定西路軍悲劇的罪魁到底是誰？屎盆子仍扣到張國燾頭上是難以令人佩服的，這也是毛逝世后，四方面軍的老人們一直力推還原西路軍歷史本相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中共中央也轉(zhuǎn)變了這一說法，某些朋友還抱著這種觀點不放，真是令人好笑。
如果放在《毛澤東生平要事述議》全文中，或者說在毛一生的大背景中分析，則西路軍將士們，還有富田事變的遇難者們的悲劇并不是偶然的，它們不過是毛澤東登頂路上的初試牛刀而已，在必定程度上預示了二十年后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們的命運，三十年后眾文臣武將的遭遇。這其中有一個內(nèi)在的線索，即毛的獨有個性。說到毛的個性，筆者倒認為毛有點類似于尼采所說的那種超人——精力抖擻，能量超群，發(fā)明性充盈，他一切的行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權(quán)利意志（權(quán)欲），為此，他鄙棄、蹂躪一切（奴隸）道德。本文的正題本來叫做《弄權(quán)大師，禍國奸雄》：為了避免某些朋友曲解，這里再不厭其煩地絮叨一下：筆者一直認為毛是數(shù)百年難得一遇的雄才，所以才有“大師”之說；正因為毛一生運動的重要動力是“權(quán)利意志”（或權(quán)欲），他一生的功和罪均起源于此；后半句實際上代表了鄙人對毛的總體見解。才與德并非一回事，所以這八個字并不抵觸。《雄才偉略》只是談了毛的才略和超凡才能，出于“辯證”的考慮，也談了毛的一些“歷史功勞”，看拙文《前言》中的“目錄”，《雄才偉略》（第二部分）是就其“才干”而言的，《登頂血路》（第三部分）、《弓藏狗烹》（第四部分）、《焚書坑儒》（第五部分）、《人間地獄》（第六部分）直到《流水落花》（第七部分），是就其“罪惡”而言的，基調(diào)是批評的、否定的、譴責的，所謂抵觸、“混亂”不知從何說起。令筆者意料不到的是，才智過人的司馬先生竟得出“邏輯思維相當混亂”結(jié)論來，并發(fā)議論道：“混亂到什么程度？一會兒說毛澤東借刀殺人；一會兒又說毛澤東雄才偉略。一個人不可能比變色龍還變得快吧？”不知從何說起？看來，在鄙人關(guān)于《雄才大略》中關(guān)于那種“非黑即白”思維方法的議論并非沒有實際根據(jù)的無的放矢。還有，鄙人本來還認為“文似看山不喜平”、“欲抑先揚、欲揚先抑”、“反襯（以才之高襯德之劣）”之類都是小兒科，常寫作的人都懂的，看來鄙人錯了。 相關(guān)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