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正如司馬先生所指出的，拙文中確實“大批引用”所謂“野史”。這里，筆者首先冒昧地問一個在司馬先生看來可能十分笨拙的問題：何謂“野史”？依筆者的愚陋，“野史”也許是未經(jīng)證實、道聽途說的說法，“非法出版物”上的表述，非“官方”或者“非主流”的觀點，在許多朋友眼里，“野史”或許就是曲解事實、顛倒黑白的代名詞。愚深不認為然。按照這些朋友的觀點，《二十四史》應(yīng)當是典范的正史吧，看看其中大批煞有介事的記述，什么漢高祖的爹看到漢高祖的媽與龍野合懷了漢高祖，隋文帝生下來頭上長角、身上生鱗，唐太宗生下來二龍戲于門外，明太祖生時紅光沖天，以致鄰居們認為朱家失火來救火，看看《國民日報》、《紅旗》大躍進時大批“畝產(chǎn)上萬斤”的報道、文革中批這個“反革命”揭那個“野心家”的社論，可知所謂“正史”中也可以滿紙都是謊言、屁話，要不梁啟超先生怎么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要不前蘇聯(lián)國民怎么說“《真理報》中無真理，《消息報》中無消息”呢！
再者，在真正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真正“百家爭鳴”的環(huán)境下，會呈現(xiàn)所謂“野史”的問題嗎？常言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真理愈辯愈明，掌權(quán)者為何要對我們讀什么嚴加種種把持呢？1999年，學者笑蜀根據(jù)延安時代毛澤東等中共領(lǐng)袖以及《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黨媒鞭撻國民黨一黨專政，呼吁保障人權(quán)、發(fā)展民主的言論、社評，編成了一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成果，這本揭示歷史本相的讀物上市不久就被查封，列為禁書！毛澤東生前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也曾回想說：“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里工作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成真的了”。文革結(jié)束后，對文革這個中華國民共和國歷史上影響如此深遠持續(xù)時間如此之長的重大事件的研究，竟一直是高度敏感的范疇，文革檔案不開放，研究受限制，成果發(fā)表難！1988年中宣部對出版文革圖書專門下達文件，稱“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譯著，極易導致翻騰舊賬，引起爭辯，實無必要”，明令規(guī)定此類書籍出版必須經(jīng)過有關(guān)部門嚴格審查。因此，文革結(jié)束30多年來，大陸公開出版的文革史研究專著不過可憐的4部（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騷亂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1995年）和《文化大革命簡史》（1996））！這些材料不是筆者杜撰的，而是“抄襲”自《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王海光：《“合幻想像”的妄言》一文。上世紀80年代以來，因為歷史教科書問題，官方一直批評日本方面修正、曲解南京大屠殺等侵華歷史，有人甚至質(zhì)問：日本，你為什么不認罪？孰不知，當權(quán)團體對“大饑荒”和“文革”歷史的粉飾、曲解、修正竟絲毫不亞于日本右翼權(quán)勢，因此，現(xiàn)在許多人也都在質(zhì)問：“實事求是”們，“高風亮節(jié)”們，你們怎么也不認罪？！
在如此背景下，許多學者，如楊繼繩、高華、辛子陵等，還有一些當代史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如陳伯達、吳法憲等，不得不將他們含辛茹苦寫出來的著作拿到港臺出版，通過盜版或網(wǎng)絡(luò)傳到內(nèi)地，于是就成了所謂“野史”。常言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掌權(quán)者手握槍桿子和筆桿子，為何卻對一些知識分子如此害怕呢？據(jù)說他們控制著“某某真理”和“某某科學理論”，又一貫宣稱“實事求是”，為何不容許國民群眾通過自己的比較、分析、斷定，拒絕各種“錯誤的理論”，進而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呢？
確實地，《毛澤東生平要事述議》一文中“大批引用”了“野史”，重要有：張戎夫婦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楊繼繩的《墓碑——六十年代中國大饑荒紀實》、高華的《紅太陽的升起——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等書，全文附末有重要參考文獻（“博客中國”鄙人專欄有此文章，感興趣的朋友可自己去查證），這里不再一一列舉。筆者這里想告訴持有“野史不可靠”觀點的朋友的是，在這些“野史”出版地香港，沒有那么多的金科玉律，學者可以自由表達其學術(shù)見解，這樣的著作難道不更真實嗎？就拿楊繼繩先生來說吧，他是新華社退休的高級記者，是典范的體制內(nèi)人士，雖然早年其父在大饑荒中慘遭餓逝世，但現(xiàn)行體制對他可謂不薄，若是一般人，早已被“招安”了。而且他也深知寫《墓碑》這樣的書“有極大的政治風險”，但他還是不畏艱險，不懼強權(quán)，將至今仍被當權(quán)者蓄意遮蔽粉飾的中國當代史上那最悲慘的一幕裸露于世人面前，其“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不知要羞煞多少自命才富五車的“專家學者”！還有辛子陵，是1959年入黨的老黨員，官居解放軍大校、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還有歷史學家高華，你能說他們放著黨供給的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不享受，卻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著書立說，只是為了“狠毒攻擊巨大的黨”？！歷史與現(xiàn)實的許多事實充分表明，馬屁精和馬屁文人是最擅長溜須拍馬、歌功頌德，最擅長“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如蔡京、秦檜、康生等），只有那些最正直的志士仁人才會甘冒風險，不怕殺頭丟官，在嚴酷的獨裁環(huán)境下仍保持自己的觀點和主意（如屈原、岳飛、文天祥等）。因此，如果在司馬先生所列的《中國共產(chǎn)黨重大史實考證》和《墓碑》、《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之間進行信任投票，筆者會毫不遲疑地選擇后者。 相關(guān)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