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這類文學作品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細細品讀這類文學作品時，我常常自醉于文字語言之精美，內(nèi)涵意蘊之深入，同時感到到各不雷同的文人性格，時日久了，我也有了些文人氣，所以大多朋友感到我多愁善感、高傲，因為我深愛婉約詞派和隱士文化。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情勢是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而各個時代的文人性格上總有許多類似點，性格決定命運，這也許也是為何大多文人身上充滿悲劇性。
從楚說起，那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屈原了，屈原是幻想浪漫主義文人。而說道浪漫主義文學，我們又自然想起李白，這個詩中謫仙，是浪漫主義詩人的代表人物。而如果對屈原和李白的個人性格和人生經(jīng)歷做一個詳細的懂得與分析，我們會發(fā)明他們那種幻想化、浪漫化卻又傲骨錚錚的性格決定了其畢生壯志難酬和的命運慘劇。屈原和李白都生活在一個走下坡路的王朝，都壯志凌云，但是都郁郁不得志。一個顛沛流離，郁郁而終；一個報國無門，含恨而逝世，。這樣的時代中的統(tǒng)治者的身邊繚繞著的都是一群奉承奉承，極盡滿足帝王個人愿望之能事的小人。但是屈原和李白剛正直言、放誕不羈、自視高傲的性格顯然不容于時代，難以進入中央決策高層，得到帝王賞識重用。屈原慘遭流放，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李白故作瀟灑放逐白鹿青崖間。從他們的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們的性格與時代的抵觸。屈原在離騷中說“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所以屈原是很明白這是個疾賢稱惡的時代的，但他偏偏要“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高低而求索”。因為他本性剛直不阿，難以做到委曲求全，所以他自然也不信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這也正是他個人悲劇無法避免的原因，于國于時并無所補。而李白的作品讀之，確實能讓人感到一氣呵成，如黃河之水天上來，飛流直下三千尺，極度浪漫和瀟灑。但細細讀來，李白是真正的瀟灑和浪漫嗎？像《將進酒》，前面說了一大堆很瀟灑很超脫很豪情的話，但最后一句卻是“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他并不是從心底里瀟灑，不然又借酒消愁做什么呢？《夢游天姥吟留別》的開端一大段是多么光風霽月呀，但最后還是忍不住要說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在暗嘆世事艱巨，自己壯志難酬。而像“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難免有抱負實現(xiàn)之路難于上青天之嘆，“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自嘆形單影只，知己難逢。至于什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白發(fā)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之類就更是直訴愁情煩事，浪漫主義背后是深深的哀愁與不得志，詩仙有的其實是顆飽受折磨與煎熬的心。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決定的，幻想與現(xiàn)實總是有落差的，心高志大而又寧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劇命運，這樣的中國古代文人墨客不在少數(shù)，他們的才干叫人驚嘆，而命運卻令人惋惜。
而到漢時，賦這種“摛采鋪文，體物言志”的文體是當時文學體裁的主流，而說到漢賦就不得不提一提司馬相如和嚴嵩為代表的功利實用主義文人。這類人從品德上講是比較低下的，他們一切從統(tǒng)治階級的愛好和需求出發(fā)，或沒有自己的立場和原則，一味逢迎奉承；或干脆做違背良心道德的傷國害民之事，淪為文人中的敗類，歷史的罪人。這類文人的作品一般來說中規(guī)中矩，以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為主，但有一些宮廷詩、應制文還是在文學上有必定價值的。像唐朝宋之問就是一個典范，宋之問見其外甥劉希夷的一句詩“年年歲歲花類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頗有妙處，便想占為己有，劉希夷不從，宋之問于是用裝土的袋子將劉希夷壓逝世。為了功名利祿他還曾想成為武則天的面首，寫的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詩作就更是枚不勝舉了。宋之問后來被貶為瀧州參軍，前往貶所途經(jīng)大庾嶺時所作《度大庾嶺》詩真實活潑地敘述了過嶺的情景，凄楚悲涼，誠摯感人。一句“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情景融合，將他魂斷庾嶺的情態(tài)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足顯其才。然惋惜不走正途，空有滿腹才干！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