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黃梅人。195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xiàn)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湯一介學術自述

　　一個人的一生大概會分成若干不同的階段，其中寫作生活大概也可以分成若干階段。1947年，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曾在當時北平的《平明日報》上發(fā)表過兩篇散文：

　　《月亮的頌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后，開始我是北京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干部，忙于各種政治運動。1951年初，我沒有讀完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后一學期而被調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學習，并留在那里擔任了教員，先是教（聯(lián)共黨史）第九至十二章關于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的部分，后來也教過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1956年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先是作為我父親湯用彤的助手，幫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后，由于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這樣我也就自動地或者被動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一次“中國哲學史座談會”，我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收入《中國哲學史討論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中，這是我在解放后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種報刊雜志上大概發(fā)表了四五十篇論文，這些論文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大都收入當時的“討論集”中；另一類是批判別人的文章，例如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和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批判吳晗先生的“道德繼承問題”等等�，F(xiàn)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學術價值。如果說這些論文還有點什么作用，我想可以說它們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在我讀高中時，我就幻想自己將來能做一個哲學家，推動中國哲學由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這種幻想逐漸消失，當時我和幾乎所有學習和研究哲學的學生和教師都認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領袖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才能做哲學家；而且他們一定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我們哲學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兩方面：一是解釋偉大領袖們的哲學思想；另一是批判繼承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對古代哲學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義或者是唯心主義，或者是進步或者是反動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寫的文章大多是這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這無疑為學術界的學風轉變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來，雖其間仍然有極左思潮的干擾，但從總體上說學術研究的環(huán)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說80年代以來，我的寫作活動進入了第三個時期。在這期間我大概寫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其中有三本是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自80年代以來，我雖不敢幻想成為一名這個時代的哲學家，但我自己卻也能對自己提出個要求，即希望能在認真掌握材料的基礎上經(jīng)過自己的思考和認識水平來寫作，不再寫違心的、應景的和教條式的論文了�！堵哉撛缙诘澜剃P于生死、神形的理論》發(fā)表在《哲學研究》1981年第一期，這是我80年代后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讀者可以看出，從80年代初的上述那篇文章起到今年（1997年）末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fā)表的《辯名析理——論郭象注〈莊子〉的方法》，我的思想也是在變化著的。我相信對學術研究來說，“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白杂伞笔且环N最寶貴的創(chuàng)造力。我自知自己的學術功力比起老一代學者如熊十力、陳寅恪諸先生差得很遠，但我和如我這一輩的人卻也在努力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復興做力所能及的事。1994年至1995年，我為臺灣正中書局編的一套《我的學思歷程》寫了一本關于我學習和研究哲學的書叫《在非有非無之間》，這本書中有一章是專寫80年代以來我對中國哲學所作的哲學思考，現(xiàn)作為附錄收入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