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名利背上惡名的，也可謂之源遠流長。沽名釣譽、追名逐利、爭名奪利，諸如此類的詞語，都帶著貶義的情感色彩，似乎是對人所作的僅次于“斷子絕孫”的咒罵，被罵者也似乎聞之則“唏”，羞于見人。古往今來，對名利的罵聲就不絕于耳，甚至說是“名韁利鎖”，怕一旦身陷其間就不能自拔，而“人怕出名豬怕壯”也有理有據(jù)的將名與肥豬相提并論，大有怕得要命之慨。直到現(xiàn)在，“追名逐利”也還是被人葉公好龍、口是心非的說成是“羞于見人”之事。
害怕名利沾身，不僅流于口頭，也有見諸于行動者，這在我國古代就有先例。首先是介子推燒逝世棉山也不愿下山為官，竟管當官是求名求利的事，卻寧逝世不從，這算是言行一致的典范了。陶淵明掛冠而去，也是放著縣令不當而與名利割袍斷義，作了幾年縣令，非旦不感到志滿意得，反倒“覺今是而昨非”，與過去薪盡火滅。據(jù)說，我國古代有兩個巨大的隱者：巢父和許由，都不愿接收堯帝的禪讓，許由還斷然推辭了“九州長”并聞之洗耳。如此等等，對名利的鄙薄言為心聲者，在歷史上就僅僅是屈指可數(shù)、依稀可辨的幾個事例。而一邊在咒罵名利，以表明自己高傲，一邊又對名利暗戀不已，依依不舍者大有人在。說實話，名利這東西來得最實在，“身上衣服口中食”及其衍生出的諸多利益，無一不心相系情相連。名與利雖然是兩個范疇，但二者密切無間，一往情深。名至利到，于是，令人垂涎欲滴者，首推其“名”。而萬“名”之首，非“官”莫屬。是什么讓人對為官如此依依難舍？要解破個中奇妙想必不難。還是那句古訓說的深道的透：逢人便言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為官者并非為名利，這在理論上是無懈可擊的。是名利的誘惑無法抗拒，自然罪在名利。對于這種誘惑，先賢先哲亦未能免俗，也未必就是在跟官帽過不去，因此，對以上“辭官不就”的行動又有一說：堯的時代，生產(chǎn)力低下，為官者是要率眾與洪水猛獸殊逝世搏斗的，以至后來的禹，直忙得“三過家門而不入”，禪讓不是讓賢而是讓難，巢父許由才不上那個當。而介子推最初也曾是重耳麾下重臣，因看透了宮廷和官場奮斗的血腥，知道“君臣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而抵逝世不從�？资ト水斈曛苡瘟袊菫榱藢崿F(xiàn)自己的政治主意，話可以這么說，但底本想在官場混個所以然出來，否則，何談政治主意？苦于一直無人接招，直到在陳絕糧，險些餓逝世，才嘗到了不能為官的苦頭。陶淵明掛冠而去，畢竟最初也為當官動過心，但他明知“五斗米”絕對不可能“先富起來”，才另覓了“采菊東籬下”的前途。諸葛亮安居茅廬，卻定下了三分天下之策。哪里是想久居隆中？終于出山，是為報劉玄德“三顧之恩”，話也可以這么說，但“三顧茅廬”底本是諸葛亮的釣魚工程，待價而沽，拿夠了架子，最終還是“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出將入相，風光無窮。唐代盧藏用隱居終南山而得官，致使“終南捷徑”成為求官者“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入仕之途。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處所官靠刮地皮發(fā)家致富而得利，底本出于手中之權(quán)。于是，演譯出一個恰如其分的詞：權(quán)利。
古代的墨吏，縱是窮奢極欲，也都是低程度低檔次的，連貪墨的老祖宗和珅，對“勞斯萊斯”、“小蜜”等“人生之至樂”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個人享受上氣貫長虹者，“還看今朝”。君不見，“權(quán)”“益”之計中記錄一次次被刷新，令人瞠目結(jié)舌。斂財達3個億的、包養(yǎng)二奶達100余人者，也橫空降生。在前腐后繼中爭先恐后創(chuàng)奇跡真是數(shù)不勝數(shù)�！懊妹媚阌赂业耐白摺�，響徹了“反腐倡廉”呆滯的空間。不好說這只隊伍有多大，最能闡明問題的有兩件，一是，“吃喝嫖賭全報銷”甚至比之更具體形象、更不堪入耳的民謠在坊間口耳相傳，一種行動被廣為“歌頌”，不是其事跡感人，驚天動地，就是其普及程度深入人心。二是，媒體報道，一貪官東窗事發(fā)后因“對本地建設貢獻大，老百姓為其求情”，人們說，推戴“勤政的貪官”是“無奈的選擇”——這就是說，希圖“勤政而不貪者”雖不能說是一將難求，至少讓人不敢樂觀。此等行動，或見諸于報端，或產(chǎn)生在身邊，前人之述備也。然則，此風一吹，百業(yè)搖晃，一些名家、名牌、“著名氣者”也緊急跟進，浩浩蕩蕩。一派“天下熙熙皆為利趨”的繁忙景象。一人得道，裙帶受益、雞犬升天的“人物”，一夜成名的名角，一言九鼎、上天入地的大牌大腕，接著是品牌造假、學術(shù)造假、投機鉆營、潛規(guī)矩、暗交易、巧取豪奪、賣身投奔、見利忘義、千奇百怪的事，都在名利的帷幕下上演。官員之間，大款之間，明爭暗斗，乃至刺刀見紅，鬧出血光之災的怪事也時有所聞，登上了大雅之堂。 相關(guān)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