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異質性不等于“中國立場”

　　如果“中國立場”強調的是文化差別，強調文化異質性對個人寫作的豐富的話，我倒有部分的認同，但它和“中國立場”就沒大的關聯了，它本質上是對文學發(fā)明性的確定——哪一個作家，不盼望自己能夠擺脫影響的焦慮，建立自己的奇特征？對地區(qū)性的依存是他借以擺脫這一焦慮的方法之一，只是之一(作家所處時代、性別、個人性格、生活經歷和想象空間，都可作為擺脫影響焦慮、建立奇特的條件)，而且它也不是核心性的。地區(qū)差別(擴大為國家差別)并不能保障小說的成功，假設它不具備我們對小說的共通審美請求的話。就是在德國，君特·格拉斯也不同于伯爾，不同于西格弗里德·倫茨，不同于托馬斯·曼和尤迪特·海爾曼，是的，他和任何一個德國作家都不同；在我的瀏覽中，不因他是德國作家就應用一套所謂的德國立場來評判他的小說，我根據的，是我在大批瀏覽中建立起的審美經驗，這一經驗對任何文學都實用。我承認，君特·格拉斯生在德國還是波蘭不太影響我對他小說的斷定，他生在美國生在日本甚至生在中國我都會應用同一標準，只是，他生在中國可能會讓我生出更多的驕傲來，但這一驕傲也不會帶入到小說的斷定中。

　　陳教授說：“我們沒有(西方)這樣的浪漫主義文化基礎，我們永遠無法生長出浪漫主義傳統下形成的西方現代小說藝術。這就是為什么直至今天，一寫到城市，我們的文學就力不從心，要么空洞，要么虛偽，但我們在鄉(xiāng)土敘事一路卻有獨到之處�！敝囈�，大謬。在舊中國，我們也沒有乒乓球的文化基礎，沒有跳水、體操的文化基礎，它們是舶來的，就像舶來的玉米、辣椒一樣生出了根，成為了“我們的”，更“我們的”，“永遠無法”的斷定如何得來？至于把“一寫到城市，我們的文學就力不從心，要么空洞，要么虛偽”的關鍵歸于我們應用了西方標準，歸于我們“永遠無法”，則屬于頭痛開出了腳氣的藥方，鞍子套到了馬頭上。

　　至于“經驗差別”，我想它也不必過多強調，更談不到什么“中國立場”，卡夫卡的寫作確定有他的與眾不同的“經驗差別”，我們注意到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他說出了他所在國家、民族或時代生活中的外部特點，而是他在對于全部人類精力細微處的深入勘察，這種勘察與我們的精力細微處有著共鳴和對接。東方和西方的經驗差別我們在大江健三郎、奧爾罕·帕慕克，以及魯迅、阿來等人的寫作中得以確認，我認為這確是對小說精力的重要豐富，不過對這種豐富性的體認是建立在一個文學的“世界公約”的基礎上的，我們不曾因為魯迅、阿來是中國人而下降或修正我們的藝術標準。

　　-因為咱“得分”低，就得修正“評分”標準嗎？

　　可能，“何以只能變成另一種語言讓外人評判才干獲得價值呢？”才是“中國立場”提出的要害所在。也就是說，我們意圖控制評判權，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判；也只有在這一前提下，唱盛唱衰也可獲得某種自如，多少方便了“信口雌黃”。是的，某些漢學家的評判對中國文學的確有失公允，顧彬的審美斷定多少有些陳腐滯后；而某種文字之妙也確是不可譯的，它在譯出的時候會遭遇減損；我想我也必須承認，西方在“認知”東方和東方在“認知”西方的熱情、興趣上存在不對等，他們小有某種狂妄與偏見——但這只是在所謂的“影響”上，而不是在文學標準上的。我們因為“影響”上的不足而去動搖標準使其適應我們的自娛，算不算是一種自欺欺人？我在想，如按此邏輯，凡是陳教授沒注意到的作家，是不是也可用“某某立場”自娛，“何以只能讓陳曉明評判才干獲得價值呢？”……事實上，這種阿Q式的精力成功在中國文學中從來就不缺乏。

　　按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韋迪主任的說法，中國足球是一種舉國體制下的足球運動，它確定與西方的或同在東方的日本、韓國不同。就是日本、韓國，他們的足球也明顯與西班牙、德國不同，盡管其中包含著學習和被學習的成分。我們當然確定這種差別的存在。但，我們的足球是否也需要一個“中國立場”，不顧越位、進球、犯規(guī)和上場人數等“西方”規(guī)矩？我想尊重的韋迪主任不會這樣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