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來，

　　我也是左派隊伍里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親作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基層干部被槍決，這件事有沒有讓你認識到這種斗爭哲學的殘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親是舊政權(quán)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當一個小官—縣兵役科科長，負責招兵的。雖然是個科級干部，但是沒錢，我高中時還有過交不起學費最后要了我母親戒指的事。那時候基層干部很窮的，不像現(xiàn)在，人人都想當公務員。

　　我1950年參加工作后就和我父親劃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黨的，絕對不是來投機的。那時候我在《川西日報》下面的《川西農(nóng)村報》做記者，做我喜歡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賣力，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們正在改變中國。

　　我父親1951年被槍決，和許多舊政權(quán)的人一樣。當時我心里……肯定是刀剮的，但我還是說服自己，革命應該就是這樣的吧，一定要經(jīng)過血的洗禮，不然怎么產(chǎn)生新世界呢？

　　對這種斗爭哲學產(chǎn)生懷疑是后來。1956年，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惡，講蘇共怎么殺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覺得有問題了，而且一定是理論層面都出了問題了。這種斗爭哲學，這種專政，是不是必然會導致這樣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別人。

　　南都周刊：批斗誰？

　　流沙河：批胡風、俞平伯，1955年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批判他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勁。結(jié)果馬上我自己就惹禍了。

　　南都周刊：當時《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這個詩其實根本不值得一提，作為詩，它是很差勁的。1956年夏天，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理論，我很受鼓舞，覺得創(chuàng)作的春天來了。在火車上就寫了這組詩，大意就是說革命者在積極革命的同時，也要保留個人的尊嚴、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1957年元旦《星星》創(chuàng)刊，是全國最早的官辦詩刊，《草木篇》就發(fā)在了上頭。結(jié)果1月份，川報就開始批了，說個人主義思想、在革命隊伍里孤芳自賞這些，嚴重有問題。

　　當時反右還沒開始，事情報上去，被毛澤東知道了。2月份他談到《草木篇》，說有“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么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兄(弟)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澤東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運動開始，《草木篇》關(guān)聯(lián)到的就不只是你一個人了。

　　流沙河：關(guān)聯(lián)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認識的人。后來直到“文革”結(jié)束我到外省出差，都會有人跑過來跟我說，你知不知道，當年因為你那個《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開始，突然不批了。我黨說要整風，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么整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鼓勵大鳴大放。天天開會，人家不肯鳴放還開車拖人家來鳴放……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為《草木篇》說話了。川大一個教授叫張默生，當過江青的老師，說詩無達詁嘛，詩有多種解釋，從《詩經(jīng)》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國的意見都出來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兇的《文匯報》上也有文章為《草木篇》說話。

　　這些人后來都被打成右派了。張默生，大右派，當時就是他們用車拖去發(fā)言的。我呢，專案組來查我，說我是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lǐng)。那些為《草木篇》講過話的人，還有給我寫過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這三個集團里的，都要一網(wǎng)打盡。

　　南都周刊：當時覺得荒誕嗎？

　　流沙河：覺得委屈，冤屈。后來有老同志跟我說，受委屈的你們不是第一批，當年在延安就有整風運動。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會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開始就幻滅了。確切說是1965年，開始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我當時看到，嚇壞了，覺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這期間還寫過詩嗎？

　　流沙河：寫過，很長的兩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禍》，就是秦始皇的禍，就是焚書，有500多行。都燒掉了。一句也記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燒掉的？

　　流沙河：還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開始，我被打成右派，但還在省文聯(lián)上班—干體力活。后來“文革”開始，我被趕到金堂縣，去鋸木廠鋸木頭。這個詩一開始我還不想燒，就放到我當時太太的一個鄉(xiāng)下親戚家。藏在哪兒呢？我們做了個小板凳，就把詩稿夾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開始抄家了，親戚因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燒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沒燒掉我就活不下來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沒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茍且性命于亂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沒有再寫詩？

　　流沙河：沒有寫。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絕對不敢拿筆記下來，就在心里反復念反復念，一直到“文革”結(jié)束，才把念得滾瓜爛熟的九首記了下來。后來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詩選》里，叫《故園九詠》。

　　南都周刊：我記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說你當時以鋸木為生，“愛他鐵齒有情，養(yǎng)我一家四口；恨他鐵齒無情，啃我壯年時光”。

　　流沙河：是，啃我壯年時光。前兩句你記得嗎，“紙窗亮，負兒去工場”，當時我兒子六歲，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鋸木頭，小童工。我兒子一直對《草木篇》特別感興趣，到底是什么樣的大毒草，讓他爸爸成了這么一個大右派？結(jié)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這首詩，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膚淺、幼稚的幾句詩！

　　南都周刊：如果當時沒寫《草木篇》，你后來的命運會是怎樣，你想過嗎？

　　流沙河：想過。如果沒有寫《草木篇》，我大概連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來，我也是左派隊伍里的一個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這樣？

　　流沙河：肯定是。因為在那個年紀，我寫的東西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為什么特別愛好革命文學理論，弄得很透。蘇聯(lián)從十月革命開始建立的那套文藝理論，它的體系是異常完整的，很能自圓其說，我對它深信不疑。批胡風，我用的也是這套東西。倒是對毛澤東工農(nóng)兵文藝理論我還沒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條棍子，要拿那個東西去打別人的。但我現(xiàn)在回想起來，左派打手太危險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丟了。因為左派一旦卷進去，有了利益沖突，今天我紅起來，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撐到“文革”，那更會非常憤怒，去造反，去火燒，去把曾經(jīng)打壓過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還不如早早當個右派，做重體力勞動，茍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識分子連保命的欲望都沒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們那一代自殺的多，我們這一代自殺的少。為什么？因為他們接受的是舊社會的傳統(tǒng)文化，還要做gentleman，把尊嚴看得很重。而我們這一代呢，建國初期我們還年輕，都積極地參加批評自我批評，習慣了罵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來順受，更容易茍活。

　　所以我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沒有其他選擇？

　　流沙河：絕無。

　　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為詩人和《星星》詩刊一起復出了，還擔任過四川省作協(xié)副主席。

　　流沙河：我沒有去開會，他們選我的。我的性格經(jīng)過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膽小怕事的，我當時考慮的是，要是運動再來，我要做好準備。他們選我當，我也沒辦法。掛了多年的名，就算我從來不去開會。

　　但我當時還是熱情的。八十年代一開始是非常有生機的，尤其在文學、在詩歌這一塊。

　　南都周刊：你編選的《臺灣詩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歡迎。你當時是怎么接觸到這些臺灣詩的？

　　流沙河：其實在我編《十二家》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過一套兩本《臺灣詩選》。但這個書沒有什么影響，因為它的選擇標準還是政治掛帥，里頭都是罵國民黨的革命詩。我接觸到臺灣詩是通過我的朋友劉濟昆，他是馬來西亞華僑，“文革”時在內(nèi)地也被關(guān)監(jiān)獄，后來去了香港做編輯，幫我發(fā)表一些舊詩，騙一點稿費。后來他跟我說，你應該看看臺灣人的詩，比大陸強多了。從此就開始源源不斷給我寄，書啊，文摘啊，剪報。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幫我們轉(zhuǎn)交的。

　　當時我在《星星》開了個專欄，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紹一個臺灣詩人。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痖弦……專欄寫了一整年，詩人就正好湊成“十二家”。后來出了書，很轟動，臺灣詩的藝術(shù)性、美感，在大陸讀者當時看來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們后來在語文課本里讀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詩前頭那句“臺灣詩人Y先生說，在海外，夜里聽到蟋蟀叫，就會以為是四川鄉(xiāng)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實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對對，我們都姓余嘛，很多人問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們一直沒有見面，見面已經(jīng)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話，是他寫給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來就可以作一首詩了。

　　南都周刊：因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詩人之一。你怎么評價自己的詩？

　　流沙河：名聲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讀過余光中的詩后，我說算了算了，我不寫了，我怎么寫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好詩來。我的致命傷我清楚，我這個人頭腦過分條理化，邏輯化，感性不足，好詩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沒有。所以我的詩都是骨頭，沒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寫詩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無法直面。我也不會寫，不寫了。包括詩歌的介紹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關(guān)于臺灣詩的資料，有幾百本書吧，都送給了一個叫楊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興趣，之前經(jīng)常住在我們家抄這些資料。他把這堆東西拖走的時候，拖了整整一個三輪卡車。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個時候再一次開始讀《莊子》的。

　　流沙河：最早讀是初中，當然那時候小孩子，怎么會懂。第二次讀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時。為什么讀他呢？《莊子》這本書，是安慰一個失敗者的。我就是一個失敗者。我當了大右派，心態(tài)失衡，通過讀《莊子》，我讓自己學會想得通一點。

　　80年代末我身體極差，胃病，人非常瘦，內(nèi)心也很痛苦�？吹轿业呐笥讯加X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又一次開始看《莊子》，這一次是研究，比較它的不同版本。后來寫了《莊子現(xiàn)代版》，我知道我這個人之前寫的任何東西，都是留不下來的。通過《莊子》，也許若干年后某人寫歷史，寫到一個注釋，說這是引自流沙河《鋸齒嚙痕錄》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這兩年你連續(xù)出了兩本“說文解字”的書—《流沙河認字》和《文字偵探》。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發(fā)現(xiàn)“認字”的樂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當右派第四年。當時我人還在文聯(lián)，干些體力活，還幫忙看一個舊書庫。那個書庫里都是些“四舊”，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書庫里了。從那時起就天天研究，《說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種古文字。我一鉆進去就著迷了，偶然發(fā)現(xiàn)了某個字的真相—前人的幾十種解釋都搞錯了、我覺得我才是弄對了的時候，就高興得不得了，雖然我還戴著個右派的帽子。我記得有個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說：流沙河，你還鉆什么甲骨文，連漢字馬上都要廢除了，改用拼音！你還是個右派，不要花精力到這里面去了。

　　但我還是忍不住，像毒癮一樣，每認識一個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訓詁的工作九十年代就開始做。前年開始寫《流沙河認字》，從一二三講起，我希望能講得通俗易懂，結(jié)果書出來后我一個朋友跟我說實話，還是太深了，他們辦公室里沒有人看得懂！謝謝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寫《文字偵探》時更加注意深入淺出和趣味性，這次我選的詞：男女、國家、人民……這些都是最常見的詞。取名《文字偵探》，因為我以前愛讀偵探小說，二來我覺得認字的過程抽絲剝繭，像偵破一樣，非常有趣，三當然也是騙大家來買書（笑）。

　　這次只講100個字。90%前人已經(jīng)解釋好了，我只是從幾十種解釋中抽取我認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語言講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幾，我認為前人解釋錯了，提出了我的解釋，我覺得我是對的—這是個大海撈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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