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

　　本文摘自《民國采訪戰(zhàn)——<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回憶錄》，哈雷特阿班 著

　　我在廣州的那些日子里，有種古怪的印象，覺得一切法理都蕩然無存，全憑手中的武力說話。政變一場接一場，快得讓人透不過氣來。顯赫的人物接踵逃往香港避難，經過密談與妥協，又怡然歸來，而一切忙亂盡是徒勞。從一開始，連我這種對中國事務一無所知的外國人，都能看出有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正在醞釀中。而在上海，情況卻截然相反，除了索克思外，凡與我交談的人，都把廣州的情況看成是一場玩笑。

　　“廣東總是在搞叛亂。他們總在那兒瞎折騰，多少年了，老是那樣。不過說實在的，成不了什么事。”

　　這是1926春上海對國民革命運動的估計。到了同年9月，被人嗤之以鼻的國民黨人攻下了長沙、岳州、武昌和漢口。1927年春，他們拿下了南京和上海。到1928年6月，北京和整個中國北方都歸他們統(tǒng)治了。

　　三年后，南京政府連續(xù)兩年作出努力，要將我驅逐出境。那幫狂熱的國民黨人居然指責我“從抵達廣州的第一天起便造謠中傷國民革命運動”。

　　為此，我一張張翻閱了日久發(fā)黃的成堆采訪筆記，翻閱了《廣州英文日報》和香港報紙上我的文章剪報，翻閱了我寄往香港、美國的新聞故事的復寫紙，想知道自己究竟錯了多少。

　　每個外國人，無論用心多么良好，總會犯下錯誤。但是，盡管我不會說本地話，看不懂本地文字，因而在采訪時困難重重，盡管敵對的集團及其領袖人物觀點迥異，盡管領袖人物個個都對事實諱莫如深，以至真?zhèn)坞y辨，我都堅信，廣州發(fā)生的事情，是一場巨變的開端，必將成為我一生中采寫的最大新聞故事之一。

　　抵達廣州后不久，我就前往香港，把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打八折退了，那時離六個月的作廢日期還很遠。從那時起，我便認定“中國故事”是我產下的一只蛋。我已鐵了心，要安坐在這只雞蛋上，直到小雞破殼而出。

　　若沒有俄國幫助，國民黨軍隊1926年從廣東開始發(fā)動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懷疑。但中國最終卻為這種幫助付出高昂代價，包括無數國人的生命、巨量的財產損失、連年的武裝沖突，以及對各個外國政府的長期不信任，而這些國家的友誼和幫助卻是中國急需的。

　　俄國人的卷入跟蔣介石無關。那是中國革命領導人孫逸仙醫(yī)生留下的遺產。孫逸仙1925年在北京過世。他在世時，由于美國及自由歐洲各國拒絕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轉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陣子，他以為日本或許能成為中國的摯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滅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華盛頓提出了一個秘密建議，若真被接受了，世界歷史必將被改寫。

　　這條消息，是我在廣東那幾個月里挖到的最大獨家新聞。它先在費城的舊版《公共記錄報》及波特蘭的《俄勒岡人報》發(fā)表，卻未在美國引起絲毫興趣。消息傳回廣州后，隨即引來充滿敵意的否認，不久卻又沉默了。原來，指責報道為“捏造”的官員們發(fā)現，孫中山的提議早已進了官方檔案，分別存放在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和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里。

　　頭一次接觸這些秘密的國際動向，是從一個被排擠的廣州官員那里聽來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騷滿腹。他罵國民黨的現任領導是“一群該死的中國赤黨”，說到火冒三丈時，一時口快，提到孫中山已經對“跟俄國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據這項交易，中國共產黨人可以加入國民黨。他說，孫中山已經請求美國出面挑頭，組織武裝干涉，從俄國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國。

　　他警告：“不能引述我的話。不過，這都是事實，全在你們領事館的檔案里。問問詹金斯就知道了。”此人今天（1943年）還健在，我從未透露他的名字。

　　我找到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提出我的問題。他一聽，驚呆了，絕口不提此事。于是，我把如何獲得消息的過程詳細告訴他，只是沒提消息來源的名字。

　　最后他說：“我不能給你看文件，不過，如果你把聽到的內容復述一遍，我可以告訴你哪些部分是真實的，并糾正錯誤部分。”以下是經過確證的故事：

　　一開始，孫中山便希望美國及英國承認他的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資金及武備，助他以武力統(tǒng)一中國。但每次與兩國打交道，都遭到斷然拒絕。于是他轉向俄國求助，馬上得到響應。

　　到1923年年底，孫醫(yī)生開始警覺了。經國民黨內中國共產黨員的推動，國民黨被全力推向極左。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數百名中國籍畢業(yè)生，試圖將中國的這場革命，融入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革命計劃。孫中山由此感到，中國的未來地位和福祉，可能要服從莫斯科的反帝總體構想了。

　　適逢美國駐華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博士于1923年末訪問廣州。孫中山絕望之下，要求與他會面，并舉行了秘密晤談。孫中山要求舒爾曼博士請華盛頓出面，與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及其他較小的條約國溝通，看各國是否愿對中國作聯合干預，為期五年。

　　孫中山提出，他可以發(fā)表正式倡議，邀請此項干預，并愿意盡余生之力，投身宣傳工作，勸導中國人民與這場干預合作。

　　他預先對計劃作了詳盡設計，考慮了所有細節(jié)。他要求被請的國家聯合出兵占據各省首府，并對鐵路、河流、港口、電報實施軍管。他要求美歐各國派出大量軍事專家、鐵路專家、金融專家、水利工程師、公共健康行政人員、教育專家及其他培訓顧問，來華工作五年。他要求行政專家們不僅要幫助組建一個可運作的中央政府，還要在中國的十八個省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是，五年里，外國軍事力量可幫助鎮(zhèn)壓軍閥及土匪，中國便可在和平與秩序中真正獲得生命。他提議，至保護期的第五年初，中國必須舉行全國及各省的選舉，然后將權利逐步移交給中國人民自己選出的領導人。

　　對這項提議，華盛頓并不熱情，不過確實與歐洲的幾個大國作了溝通。同樣的，歐洲各國無一對此做過嚴肅考慮。一次大戰(zhàn)結束時，各國曾在西伯利亞地區(qū)作過聯合干預，遇到過極大的艱難險阻。顯然，這使各國一聽到類似的計劃便膽寒。而且，即使政府有興趣，當時的美國國會和英國議會看到任務如此龐大，也絕不可能批準。

　　在1923年，面對各國如此扶持中國的舉動，日本最多只會發(fā)出無力的口頭抗議。假如這一保護計劃成功，“九一八事變”肯定不會發(fā)生。遠東的歷史，甚或世界的歷史，都會向好的方向發(fā)展。

　　1925年1月，在死前兩個月，孫中山再次作出同樣的懇求，還是徒勞。

　　在1926年的時候，國際事務報道很難遇到此種級別的事件，而廣東一地的情形，卻隨時隨地都能制造出世界性的頭條新聞來。外國人盤踞的沙面時刻受到威脅，美、英、法領事館發(fā)出的“警告通知”直如家常便飯。每當收到警告，島上的每個外國人都要收拾好一個小包，裝著盥洗用品和換洗衣服，隨時準備登上泊在沙面碼頭外的外國軍艦逃生。

　　如果中國人在那個夏天攻入沙面，島上駐軍只會作有限抵抗，以爭取時間，讓非軍事人員集體撤往軍艦，然后駛往香港。必要時，要一邊沿江而下，一邊抵抗。至于美、英、法、意在遠東的海軍力量會不會逆水開上來，將攻入沙面的中國人轟出去，則是政治與海軍事務上的一個機密，至今密不示人。

　　回顧這段歷史，很清楚，廣州的領袖人物們那時都在忙于抓權，確實想避免與任何外國勢力發(fā)生沖突。但他們背后有兩股力量，則努力把他們推向這種沖突。一股力量是蘇聯策劃者，他們想在整個遠東地區(qū)燃起熊熊烈焰，毀滅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另一股力量是香港的罷工工人。他們強大得危險，又無知得可怕，至今仍然激烈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