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為什么才盡了？傳說郭璞要走了本來存放在江淹那里的一支筆，所以他便才盡了。這是迷信說法，不可信。另有新說法，說梁武帝是文人皇帝，對文士是又愛又忌，江淹明哲保身，因此說自己才盡了。其實我感到有點牽強，梁武帝不能忌恨到看見比他強的文人就要殺的地步，要是如此，江淹一開端會慘遭殺害，不會大搖大擺地做官去。那畢竟為什么呢？
我們先看看他當(dāng)官前后的境況吧。他年少時，家貧，對苦難和生活懂得得比較透徹，因此胸中有一種銳氣，這種銳氣使他的筆縱橫開闔，恣肆汪洋，氣勢恢宏。而他當(dāng)官后，整天忙于官場政務(wù)，仕途得意，生活充裕，胸中再無銳氣，再也不想動筆。另外，平時的生活素材不是政務(wù)就是巡游宴飲，這時作詩作文，也是奉承應(yīng)制，描寫的也是窮奢極欲的貴族生活，毫無可看之處。他的才干有沒有用盡呢？沒有！只不過，政務(wù)纏身沒時用，充裕日子不需用。生活中要風(fēng)有風(fēng)，要雨得雨，再不用為生計奔走，官場、情場得意，胸中再無不平之氣，哪有什么可寫的呢？試想，江淹如果被貶官流放，坐牢羈押，這時，他必定會對生活完整感悟的，心中的怨憤會化作綿綿不斷的佳詩好文傳播于世的。因此，江淹的得意，是文壇的失意，官場上多了一個未作出驚人政績的官員，而文壇上少了一個文采八斗，傳播千古的文豪。
惱怒出詩人，家貧出貴子，逆境成人才，此話極有道理。人在安適舒適的環(huán)境下，容易懶惰，對人生的價值，生活的苦難會視而不見，會在幸福的溫床上昏昏然而入睡的。這時即使是寫下一些文字，也是些“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而如果處在生活的重重重壓之下，或是處于一個政治混亂、戰(zhàn)斗頻仍之時，生命的真理，人生的價值會化作惱怒、憂傷的詩篇的，這種詩篇不傳播千古是不可能的。“苦難是最好的大學(xué)”，“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自磨礪出”這類名句順手拈來的還有很多，它們都包含一個類似的道理。
2000多年前的司馬遷在受刑之余憤恨地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圣奮發(fā)之所為作也。”如果他沒有受到殘暴的腐刑，他不會“膽大妄為”地再現(xiàn)歷史的真實，不然我們會看到一部虛偽的歷史。這就闡明了人在逆境時，能發(fā)明出華彩的樂章，能以情動人，亙古不變。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時，詞作僅限于靡亂的宮廷生活和空洞的男女之情，毫無可取之處；亡國后，以哀婉悲哀的筆調(diào)追憶了往事，那一聲悲戚的“月下花前何時了”的長嘆雖歷經(jīng)千年，還留在你我心間。同一個人，不同的境遇徹底轉(zhuǎn)變了他的文風(fēng)。
中國的文化，其實就是“貶官”文化。為官之人在被貶官、流放、沉靜下僚時，把人生之苦化作一篇篇精美的華章，文學(xué)史上那一部部優(yōu)良大作，無不浸透著不得志文人的辛酸淚�？鬃硬皇窃谔幪幣霰谥�，不會創(chuàng)立中華之基調(diào)的儒學(xué)；老子不是在任多年的藏室史之后，不會創(chuàng)立三分天下的道家；屈原不是在遭遇到冷落放逐之后，不會寫出巨大的浪漫主義詩集《離騷》；曹植不是在兄長步步加害之時，不會寫出慘絕的《七步詩》；王粲不是在歷經(jīng)戰(zhàn)亂之年，不會寫出慷慨悲涼的《登樓賦》；駱賓王不是在軟禁之后，不會寫出冤屈悲憤的《在獄鳴蟬》；王昌齡不是在蒼涼的邊塞之時，不會寫出唐詩的壓卷之作《出塞》；孟郊不是在嘗盡人生艱辛之后，不會寫出飽含熱淚的《游子吟》；杜甫不是在命運多舛之時，不會寫出憂國憂民的三吏三別；岳飛不是在被逼無奈時，不會寫出慷慨激昂的《滿江紅》；蘇軾不是在屢次貶官之后，不會成為文壇領(lǐng)袖；柳永不是在屢試不第之后，不會成為婉約詞派的四大批之一；陸游不是在河山盡失之時，不會寫出錚錚鐵骨的詩篇……進入近當(dāng)代，不少熱血之士不是在看到帝國列強的蠶食之后，不會用鮮血寫成一篇篇慷慨悲歌。 相關(guān)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