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中小學教材到底出了啥問題

　　教育部考試中心副研究員 王海東

　　剛剛過去的一年里，中小學教材一下子成為社會各界爭議不斷的熱點。先是2009年總理在北京聽課時發(fā)現了地理教材中的錯誤，隨后是去年上半年魯迅文章大量撤出教科書。同時，各種版本中小學教材中存在的違背常識、明顯編造的問題被不斷揭露出來。與之對應的，是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材在市場上暢銷，受到家長的追捧。

　　2010年年底，這股對教材的批評浪潮達到頂峰，某民間學術團體強烈批評我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有人甚至提出，目前教材內容對孩子成長比三聚氰氨毒奶粉還要有害……

　　客觀地說，我認為我國的中小學教材內容改革并沒有落后于國家整體教育改革的步伐。但是，很顯然，社會民眾的要求，特別是大家對于以人為本、高質量教育的追求，已經遠遠超過了社會現實所能提供的。

　　認真反思一下，教科書自古一直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文化中很核心、很關鍵的構成部分。從我國古代孩子們讀《三字經》、《百家姓》開始識字啟蒙，青少年研習四書五經以應科舉選仕，多年來家長們一直督促子女熟讀唐詩三百首以能出口成誦，各階段教育幾乎都是圍繞一本(些)經典好書展開的。

　　新中國建立以來，廣大中小學乃至大學的課堂上，教科書也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圍繞一本事先選定的優(yōu)秀課本，老師教之、學生學之、期末考之幾乎構成了我們課堂教學的主線。其中，那一本教材自然而然地處于核心地位。很多時候它是學生課上課下學習的主要信息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政府在學校教材編寫和供應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財力。

　　我們多年來的做法有什么問題嗎?什么樣的教材才算是好教材呢?我結合自己在國外研究生學習的經驗，談談美國大學是如何選擇和使用教材的，或許能對國內當前的熱論有一些啟發(fā)。

　　美國的大學課堂，尤其是文科院系，幾乎沒有使用一本指定教科書的做法。課堂上使用什么樣的教學材料，基本上是由任課教師設計和決定，當然課程教學方案也要事先經過學校有關部門審核。教授指定學生學習的通常是一堆書，少則三四本多則七八本，而課堂上還要閱讀大量的材料，其中不少是近期發(fā)表的期刊論文，因為期刊論文往往是一個專業(yè)領域最新近的研究成果。通常一個學期18周，第一堂課老師就要發(fā)一個課程大綱(syllabus)下來。教學目的、目標、要求和各周的學習內容和作業(yè)任務，上面都會明確列出來。每一周的學習任務大多圍繞某一個專題挑選一些著作章節(jié)和數篇論文，學生要在這一周上課之前全部讀完看完，然后上課來參加討論交流。課堂上發(fā)言、全體或分組討論，課后寫作業(yè)，都是基于閱讀材料上的內容。而討論表現和作業(yè)都要算進期末成績中。

　　這些學習材料的選擇通常是按照任課教師的教學和研究經驗，有時是其他教師或學生的推薦列出來的，大多是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每一個學期都會有一些調整或更新。一個學期下來，每個學生手中都是厚厚一大本學習材料，用一個穿孔的大夾子夾好。除了一些統(tǒng)計學方法的課程，幾乎從來沒有像我們國內這樣的一本教科書一個學期教學到底的。

　　美國大學課堂學習材料的組合和選用方式，其實是從教材(textbook)轉化到了“學材”(learning materials)。這樣做有三個好處。

　　其一，打破了教材知識神圣化傾向。某一課本上的內容并不是唯一真理，編寫得再好，也不過是知識學習的一個媒介載體。囿于編寫者個人研究角度和知識背景，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性。

　　其二，多種材料的“五谷雜糧式”組合，保證學生有廣泛的閱讀量和開闊的知識視野;教師總是挑選最好最新的材料發(fā)給學生，能保證學生熟悉和了解該專業(yè)領域新近的知識成果和不同角度的理論觀點。

　　其三，讀書讀材料的目的，是為了討論和思考。課堂上老師很少講教材，最多是提綱挈領地串講一遍，多數時間是帶著學生討論，有時甚至是對章節(jié)內容和文章觀點的評議反思，指出其好在哪里、問題是什么。這種建立在大量閱讀、集體討論、問答點撥基礎上的教學方式，與古希臘蘇格拉底的談話式教學法(產婆術)一脈相承，也符合美國大學的教學目標，即培養(yǎng)學生批判思維和創(chuàng)新思維方式(critical and creativity thinking)。

　　美國大學各種教材類書籍的供應完全是走市場化，也就是教師指定書籍名稱、由學生去學校書店或網上書店自己買的，而不是由學�；蛳道锝y(tǒng)一購買的。這樣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利益糾纏。

　　同時，還能激發(fā)教師學者們編寫好教材的積極性。因為高校的課本大多價格昂貴，出版社和書店生意很好，二手教材市場交易活躍。教材版稅所帶來的可觀利潤，吸引高校教師學者們積極參與教材的研究和編寫，不斷更新推出新版本。例如，我的導師編寫的幾本著作都是這個專業(yè)領域的權威用書，被許多大學院系的教師選用，她每年的版稅收入不低于其大學工資。

　　美國大學的教材選用方式給我們的啟示很多。第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教材，可能永遠也不會有。它們都不過是知識的載體和媒體而已，教師們首先要打破所謂最佳教材、完美教材的迷信。第二，課堂上的學習材料不應該是只有一本書，越是到高年級學生就越應該搞學習材料組合，選那些新近出版的好著作，以及一些期刊論文或文章作為學習材料。把一個領域最新鮮有用、活的知識和多種觀點教給學生，而不只是一本書上的死知識。第三，教材的編寫和出版應該走市場化、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其與政府、出版社、學校利益捆綁。多年來政府組織編寫并指定統(tǒng)一使用的老辦法，容易導致市場壟斷和滋生腐敗，也不利于學術繁榮。應該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來激勵激發(fā)各類教育機構和專家學者積極參與研發(fā)編寫，鼓勵各級各類學校自由選用，當然對其內容的審核和把關是必要的。第四，與教材內容改革密切相關的是教學方式(教材使用)的改革，就是從那種照本宣科、知識灌輸的做法過渡到以點撥和啟發(fā)思維為主上來，培養(yǎng)孩子的學習能力、主動思考和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而最后一點也可能是最為內核，也是最難改的東西。

　　年前，教育部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fā)了《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明確提出了各個教育階段人才培養(yǎng)模式創(chuàng)新問題。而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正是人才培養(yǎng)方式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改正當前中小學教材中的錯誤漏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一個可以源源不斷“生產”出好教材的制度機制。研究知識經濟時代和信息化背景下教材觀念和使用方式革新更是深層次改革的關鍵。我們也期待著由中小學教材內容所引發(fā)的這次社會大討論，能夠推動我國各級各類教育教學方式能夠進行更深入徹底的改革，從而整體提升我國的教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