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也是一個重要角色。最新一輪的加沙�；�，就是由埃及斡旋的。
“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埃及是除了美國以外的另一大支柱，也是中東和平的重要保證人。美國每年給埃及幾十億美元的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拉埃及，讓埃及扮演好中間調解人的角色。如果埃及站到了對立面，那地區(qū)和平進程就徹底崩潰了�！碧浦境芯繂T說。至于埃及保持參與巴以和談的原因，唐志超說：“埃及自認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巴勒斯坦人受罪，埃及人面子上過不去。另外，加沙地帶緊鄰埃及，如果局面真的失控，將會有大量難民涌入埃及�！�
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簡稱“阿盟”）是另一個“觀棋者”，但近年來，阿盟在巴以問題上日趨“不語”。幾十年來，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是泛阿拉伯團結的試金石，但在“阿拉伯之春”暴發(fā)過后，一些阿拉伯國家自顧不暇，阿盟在巴以沖突中的影響力漸弱。
除了“旁觀者”，在“對弈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內部，也是矛盾重重。
唐志超研究員說：“右翼政黨崛起、社會日益右傾，是以色列國內目前面臨的形勢。以色列自沙龍之后再無強人，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lián)合政府中的聲音也頗顯軟弱，在巴以和談的關鍵問題上無法做主，不得不受制于內閣內更為保守的右翼政黨�！�
巴勒斯坦方面，法塔赫與哈馬斯自2007年后分據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帶，雖然2014年4月兩派達成和解并于6月成立了聯(lián)合政府，但是目前看來，阿巴斯領導的“聯(lián)合政府”有名無實。而與以色列直接武力對抗的哈馬斯，也無法完全控制加沙地帶，加沙地帶目前仍有至少20余個有影響力的武裝派別不服從哈馬斯，更不可能受其約束。
所有這些力量轉化與各方博弈，造成了今日的局面：美國不再掌握“紙牌的百分之九十九”。而且，沒有人能掌控“紙牌的百分之九十九”。
很遺憾，我感受到的是“恨”
如果一定要說解決巴以沖突的“紙牌”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答案一定是巴以雙方的人民。但令人憂心的是，隨著戰(zhàn)火一輪輪的燃燒，仇恨的種子已經在雙方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心中散播開來。
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民起義，是以色列青年丹尼爾·伯曼和巴勒斯坦青年馬哈茂德·阿拉維的共同記憶。2000年，戴維營談判破裂，以色列強硬派領導人巡視圣殿山，觸發(fā)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義，其爆裂程度超過了1987年的第一次起義。
那一年，馬哈茂德·阿拉維才11歲。他說：“我在第二次起義中長大。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流血和死人。后來，當這變成了加沙的常態(tài)以后，每天晚上的爆炸和轟炸聲，就像是樂隊的演奏一樣，沒有這種聲音我甚至睡不著覺�！彼麑σ陨腥说姆磻瞾淼煤苤苯樱f：“很遺憾，我感受到的是恨！”
在第二次起義爆發(fā)的時候，丹尼爾·伯曼21歲，正在軍中服役，駐扎在約旦河西岸名為圖勒凱爾姆（Tul-Karem）的巴勒斯坦小鎮(zhèn)外。他回憶說：“那時，我是一名陸軍中校的司機，因此我在對抗的最前線。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向我們的車隊扔石塊和燃燒彈。恐懼的感覺像一個毒瘤，我感覺它在我的身體里蔓延，變成仇恨。這可能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我曾經參觀過柏林的猶太人集中營，但我并不恨德國人甚至納粹；我去過南黎巴嫩，但我不恨真主黨；但是在圖勒凱爾姆的街道上，我感覺到我真的產生了憎恨！”
今年7月14日，“護刃行動”開始一周之后，已經身為人父的丹尼爾·伯曼在自己的博客里記錄：“今天早上6點，當來自加沙地帶的火箭彈襲來、防空警報響起的時候，我將我的家人帶進‘安全室’。我第一次向我的兩個分別才5歲和3歲的兒子們解釋說，這個世界上有壞人存在。跟他們說這話的時候，也讓我自己不禁感到恐懼。”
丹尼爾·伯曼再次回想起2000年他在圖勒凱爾姆街道上那個讓他第一次感受到恨的時刻。他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因為我突然明白了所有的仇恨從何而來。無知滋生仇恨，仇恨滋生恐懼。一旦你意識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被恐懼和不信任離間的，一旦你意識到，仇恨不是我們生命中的絕對常數(shù)，那么，它就是可以被打敗和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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