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4月5日文章】題：走出休眠，澳大利亞回歸亞洲世紀的情景似曾相識

　　原文提要：不管表面上看起來如何，澳大利亞與其貿易集團的關系仍然流于形式，經過二十多年的“討論”沒有取得絲毫進展。

　　吉拉德政府委托國庫部前秘書長肯·亨利就澳大利亞和亞洲世紀撰寫評估報告。我們與中國、日本、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貿易正在繁榮發(fā)展。但是我們的一些關鍵領域——商業(yè)、教育和媒體——與20年前相比依然沒有準備好融入亞洲。

　　亨利報告似曾相識

　　這種說法可能與我們的直觀感覺相反，因為表面跡象顯示的是另外一番景象--街道上的亞洲面孔、醫(yī)院里面的亞洲工作人員和學校里的外國學生都越來越多。但是，我們與亞洲的關系的質量和深度都還只停留在表面。

　　讀亨利提交的報告，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雖然日期和數據不同，但里面提出的擔憂基本上和上世紀80年代我們“辯論”的內容一樣。

　　這一辯論在1989年的《加諾特報告》中達到了高潮。羅斯·加諾特認為，我們需要減少貿易壁壘，并在教育、語言和研究領域作出更大的開放努力。我們的移民政策對亞洲地區(qū)也應該更加照顧。

　　霍克-基廷政府開始開放澳大利亞經濟。我們看到澳大利亞對日本和韓國的礦物出口迅速增加。政府和企業(yè)界派出更有經驗的人到亞洲地區(qū)工作。媒體也對亞洲變得更加感興趣。我們還建立了與該地區(qū)的交換項目。亞洲學生涌入我們的大學。保護主義被削弱。生產率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提高到了每年2.1%。

　　但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對亞洲的開放又開始進入休眠期，盡管我們繼續(xù)挖出更多的鐵礦石和煤炭用于出口。今天，我們48%的出口商品是燃料和礦產品，遠遠超過大多數同類國家。我們依賴的還是少數幾個市場和出口商品。

　　亞洲未成合作伙伴

　　在企業(yè)界，澳大利亞150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4家不怕費事向亨利的評估報告提交材料。有太多公司只把亞洲當作客戶而不是合作伙伴，但貿易和投資更多的是一種信任和理解關系。

　　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主管可以流利地說一種主要的亞洲語言。一個代表40萬家澳大利亞企業(yè)的商業(yè)聯(lián)盟進行了一項對亞洲文化了解程度的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在亞洲經營的一半以上的澳大利亞企業(yè)沒有亞洲的高層管理經驗，而且也不會亞洲的語言”。

　　在教育領域，盡管付出了30年的努力，但澳大利亞的亞洲語言學習如今又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再度陷入了危機。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形勢更加糟糕了。調查還發(fā)現(xiàn)，“50%的學校教授的有關亞洲的知識很少，只有6%的12年級學生學習一種亞洲語言，而在大學里只有3%的學生進行這種學習，只有2.5%的12年級學生學習中文。”

　　正如伊恩·麥考利指出的那樣，1995-2000年，我們在高等教育上的公共投入大幅降低，而且自此以后就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這個缺口被來自外國學生的收入所填補。教學和研究也受到了影響。我們沒有從預算中拿出足夠的資金資助教育，而是把這些公共資金用到了中產階級的福利上，例如退休金和私人健康保險補貼。

　　澳需要進一步開放

　　我們的媒體與這個世界的關系也沉迷在我們與英國、歐洲以及美國的歷史關系上。我們的電視新聞、評論和娛樂節(jié)目嚴重 依賴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等。在澳大利亞播出的有關亞洲的媒體節(jié)日經常都是重復利用的英美的材 料。

　　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首個打工度假協(xié)議是1980年與日本簽定的。過去十年中又與亞洲國家簽署了6個打工度假協(xié)議，但大多數協(xié)議都規(guī)定了每年100人的上限。我們與中國、印度和越南迄今還沒有簽署任何類似協(xié)議。

　　為了利用亞洲地區(qū)并讓我們自己融入這個地區(qū)，我們需要在貿易、投資、思想和人員上繼續(xù)進一步開放。

　　這需要在培養(yǎng)適合亞洲的技能上進行大量投資，并培養(yǎng)新一代商界領袖。他們認識到亞洲的無限機會，而且不僅僅把亞洲看作是一個飛往歐洲途中的落腳點。

　　不幸的是，我們的英國文化背景既讓我們受惠頗多，也讓我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作者澳大利亞駐日本使館前大使約翰·梅納杜 澳大利亞日本基金會前會長格雷格·多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