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母親張煥枝、楊惠賢，兩個女人、兩位母親，一位身在農(nóng)村，一位身居城市，命運本無交集。但當兒子遇到不測時，她們走上了同一條為兒“伸冤”的路。

　　案情本身的對與錯，歸根結底，終須由司法作斷，我們無從評判。但兩位母親的抉擇，無疑是天下母愛的縮影。她們所遭遇的，或許也正是中國正在經(jīng)歷的陣痛。這就是為什么，她們的痛楚，會讓我們痛。

　　兩位母親

　　永不回家的兒子

　　如發(fā)展中的很多中國城市一樣，工程遍地的石家莊，天空灰蒙蒙的。一抹翠綠，點綴在城市的西邊，那里是綿延的大山。我們到那里尋訪另一位母親，一位與楊惠賢有著同樣心病的母親。

　　她叫張煥枝。當汽車拐下平坦的公路，穿過一條藏在玉米地間的小路，張煥枝已經(jīng)在村中那棵大槐樹下等候了。她說，這是一棵300多年的樹，“知道很多事”。

　　滿目都是青紗帳，張煥枝想忘卻忘不掉，“那時候，玉米就這么高”。

　　那是1994年9月23日，張煥枝的兒子在下班途中，突然被警察抓走，起因正是發(fā)生在附近玉米地的一起強奸殺人案。

　　從那以后，兒子再也沒有回家。這是2011年9月20日，當年五十出頭的張煥枝轉眼已經(jīng)67歲，而她的兒子，生命已經(jīng)永遠定格在20歲。1995年，他被執(zhí)行槍決。

　　在這個不足1000人的山村———鹿泉市下聶莊，張煥枝看上去跟同齡的老太太并無任何不同，但她無從貪戀別人頤養(yǎng)天年的時光。

　　“兒子沒了，老頭偏癱，種地家務都得我來干。”家里兩畝田地，夏收小麥，秋收玉米，這是老兩口一年的口糧。很多農(nóng)活，已不適合這個年紀的老人操作。何況，這是一個每月要靠200塊錢藥物維持健康的老太太。

　　照片上的兒子，依舊是青澀的少年，穿一件藍色背心，雙腿跨在自行車上，靦腆地笑著。

　　那是17年前，兒子剛剛在工廠上班。一輛自行車在單位和家之間穿梭，生計的改善就如同下聶莊到石家莊市中心20公里的距離，近在咫尺。

　　但兒子的突然涉案徹底粉碎了這一夢想。1994年9月23日，他被石家莊市公安局郊區(qū)分局民警懷疑為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次年4月25日，河北省高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他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強奸婦女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五年，決定執(zhí)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

　　盡管母親一萬個不相信那一切是真的，現(xiàn)實的生活中，卻沒有人愿意相信一個護犢者的話語。他們樸素地相信，法院判的，那能有假嗎？

　　兒子被行刑的1995年冬天，父親服下了一整瓶的降壓藥，想“一了百了”。長一雙大腳的張煥枝把老頭背到了醫(yī)院，急救4天。次年，老頭腦溢血，再無勞動能力。

　　張煥枝突然覺得，“怕是要認命”。上過初中的她再也沒了讀書看報的閑情，一天一天，把苦悶全部種到了地里。

　　日子一晃就是十年。

　　2005年4月，該案被曝“一案兩兇”，落網(wǎng)逃犯王書金供認，此案系他所為。

　　張煥枝希望又起，她要為兒子洗脫冤屈。但時至今日，這位母親奔波于河北省高院、河北省檢察院、河北省公安廳之間6年有余，沒有任何結果。

　　1787天噩夢

　　楊惠賢常常都不敢想，今天是怎么過來的，明天又會怎么樣。甚至每天出門鎖門時，她都會想，還能回來打開這扇門嗎？

　　她不敢想，更想不出。

　　馬上就要五年了，她不想讓自己成為祥林嫂，把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向每一個人重復。

　　經(jīng)常孤零零地回到家里，59歲的人了，一下坐到冰冷的地板上，靠著床頭，發(fā)呆。

　　窗簾緊閉，燈火熄滅，沒有人知道她在家還是不在家。

　　不愿意出門的時候，半個月就這么過來了，從地板上起身，再坐到地板上。除了淚水與哭泣，她時常想不出懷念兒子的另一種方式。

　　到2011年9月21日，兒子已經(jīng)整整從她的視野里消失了1787天。

　　那是2006年10月31日晚的一次意外“消失”，之后整整12天，與兒子相依為命的楊惠賢沒有得到關于孩子的任何消息。當她突然得知兒子被抓進了保定市北市區(qū)刑警大隊，心里竟是抑制不住的喜悅，“兒子還活著”。

　　11月12日，楊惠賢收到警方送來的拘留證，上面寫著兒子“因搶劫罪予以拘留”。這位母親笑了：這孩子膽小，搶劫是絕對不會干的。何況，他是做工程的，幾百萬上千萬的工程，會去搶劫？她想，肯定是公安部門弄錯了，調(diào)查清楚了，孩子自然就會回來。

　　持有同樣想法的人并不只有楊惠賢。她的兒子后來告訴媒體記者，在接到檢察院起訴書得知自己因入室搶劫獲罪時，“我當時就高興了：我怎么可能入室搶劫呢，一點邊都不沾，這下該出去了。”

　　但他們完全錯了，事情和料想的完全不一樣。盡管在她及律師看來，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在這一入室搶劫案的事發(fā)時間里，楊惠賢的兒子正在石家莊處理一起交通事故。該案公訴人亦承認證據(jù)中有36處“瑕疵”，但仍請求法院予以重判。

　　2011年9月9日凌晨，楊惠賢又一次聽到了兒子被當庭宣判有罪的消息。參與辯護的女律師，與她一起癱坐地上相擁而泣。

　　這一個子夜，經(jīng)過長達14個小時的審理，保定市北市區(qū)法院當庭宣判，以入室搶劫罪判處楊惠賢之子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罰金20000元。這一判決結果和此前二審判決一致。

　　再往前推到2010年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撤銷了原來的三次判決，將案件發(fā)回重審。

　　目前，楊惠賢的兒子又一次提出上訴，上訴書上只有6個字：“我無罪，我上訴。”

　　楊惠賢不愿意將這些事講給身邊的人，但她必須為兒子伸冤，到保定，到石家莊，到北京。法院、檢察院、政法委，只要是說理的地方，她一個一個地去，想方設法地往里混，混進去了，見了領導就撲通跪下，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講給對方聽。

　　曾在單位擔任書記職務的楊惠賢，開始變得像舊時的市井街婦，盼望著哪天可以碰到“青天大老爺”。

　　張煥枝、楊惠賢，兩個女人、兩位母親，一位身在農(nóng)村，一位身居城市，命運本無交集。但當兒子遇到不測時，她們走上了同一條為兒“伸冤”的路。

　　案情本身的對與錯，歸根結底，終須由司法作斷，我們無從評判。但兩位母親的抉擇，無疑是天下母愛的縮影。她們所遭遇的，或許也正是中國正在經(jīng)歷的陣痛。這就是為什么，她們的痛楚，會讓我們痛。

　　命運交集

　　“咱們的案子一樣”

　　張煥枝、楊惠賢兩位母親，同在石家莊的兩個家庭，相距不到18公里。但兩個人，常常只是從前來采訪的記者口中，了解到彼此的案子詳情。

　　直到有一天，她們相遇。

　　楊惠賢清楚地記得那一天，2009年9月21日。

　　在河北省公安廳，公安部派員在此接訪，楊惠賢去遞交申訴材料。

　　這時候，她背后傳來一個婦女的聲音：“《焦點訪談》等欄目都來過我家了，到現(xiàn)在也沒解決。”

　　“我也想找《焦點訪談》啊。”楊惠賢一聽，留了意，等這位婦女遞完材料出門，上前和她搭話。

　　這位婦女就是張煥枝。

　　兩位母親第一次手拉著手哭泣，像是遇到了相見恨晚的知己。

　　楊惠賢邀請張煥枝住到自己家，好好聊聊。張煥枝擺了擺手，“我的車子(自行車)還在動物園門口放著呢。老頭也偏癱了，得回去照顧”。

　　張煥枝的身影一點點挪開，站在馬路上等公交，然后遠去。像是看到了自己，楊惠賢突然想哭。

　　再去探監(jiān)時，兒子主動提及張煥枝的兒子，勸慰母親：“媽媽，你知道他嗎？跟他相比，我是幸運的，我還活著。”楊惠賢的眼淚刷地流了下來。

　　兩年后，2011年9月21日，楊惠賢第一次來到張煥枝的家，兩位母親又一次手拉著手，淚水漣漣。

　　長久的哭泣之后，兩人才坐下來交談。兩個女人這時才發(fā)現(xiàn)，她們其實一直都在一條線上奔波。

　　過去的時間里，她們曾經(jīng)先后請過同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案件曾被省高院的同一個法官主管，吃過一模一樣的閉門羹，甚至先后跪在某個領導面前。

　　“那真的是一個‘稱職的法官’，不管什么時候，都把話說得滴水不漏。”楊惠賢話音未落，張煥枝就接茬，“是啊，天熱了讓我注意，天冷了讓我注意。每次都跟我說，你兒子的案子，我們正在加緊辦理，很快就有結果了，你回去等著。”

　　整整四年，這位法官每次都這么答復張煥枝，但張煥枝什么都沒有等到。更多的時候，她連河北省高院的大門也無法進入。楊惠賢也一樣。

　　有一次，河北省高院開門接訪，對外說分管刑案的副院長會現(xiàn)場受理。楊惠賢早晨5點就去門口排隊，排到了一號。但等她進了門撲通跪在地上，報出那位副院長的名字，“我就找他”。對方回答她，“他沒來”。

　　隨后她聽說這位副院長不僅來了，而且答復另一位訪民“中午11點過來找我”。楊惠賢便和這位訪民一起等，結果等到下午兩點也沒見到人。再去問信訪室的法官，對方說：“10點就走了！”

　　楊惠賢后來打聽到，這位副院長的辦公室在908房間，然后她在法院門衛(wèi)處打了一法官的辦公電話。對方聽她是要來上交材料，便讓門衛(wèi)放行。“進了大院，我啥也不管，奔著908室就上去了。”

　　還是跟很多時候一樣，楊惠賢進門就跪在地上，把事情的原委講了一遍，請領導主持正義。

　　就這樣，她連續(xù)闖了三次908室。但事情的結果終與她想象的不一樣，她慢慢明白了。

　　“咱們的案子一樣，他們要是給咱洗了冤，他們自己就要受牽連。”張煥枝說。

　　遇到的都是“軟釘子”

　　“1787天”，楊惠賢清楚記得這期間的某一天，自己見到了兒子。她把這些日子一一記在本子上，不時拿出來看一看。一個人在家的時候，便一遍一遍地翻看兒子的案卷�，F(xiàn)在，哪一句證言在哪一卷、哪一頁，她基本都能記住。

　　她同樣清楚地記得，自己已經(jīng)去了92趟保定、8趟北京。至于與自家近在咫尺的河北省高院，早已不計算在內(nèi)。但回頭想一想，什么用也沒有，遇到的都是“軟釘子”，甚至還有人對她講，“不要破壞游戲規(guī)則”。這讓她納悶，“你告訴我游戲規(guī)則是什么啊？”

　　至于本子上一一登記的100多封ESM，雖然寄出了，但至今沒有任何回音，盡管從網(wǎng)上查詢看到，不少都已被簽收。

　　聽著聽著，張煥枝也一個勁地抹眼淚，“我也知道，找了也沒用，但我不去找不甘心。”她的律師也勸，“你年紀大了，北京就不要來了，來了你一個人都見不到，又有什么用？”在此之前，張煥枝去了一二十次北京，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門始終不曾邁進。

　　楊惠賢的丈夫2003年患病去世，此后不足3年，兒子又遭此變故。雖然父母就在身邊，但楊惠賢不愿意讓80多歲的父母擔心。離休的父母知道楊惠賢每月1400元的退休金不夠花，便把兩人的工資卡一并給了她。偶爾見面時，80多歲的父母告訴59歲的女兒，“以前我們不怕死，可現(xiàn)在特別怕死，哪天我們死了，你們娘倆怎么過？”說著說著，三個人便哭作一團。

　　中秋節(jié)那天，父母那邊一遍一遍催她回去吃飯，她都推托家里有事，來了人，走不開。

　　這天真是有事，有一媒體記者恰好前來采訪�？�5年了，楊惠賢第一次捏了餃子。她說，這5年里，除非律師等來家里，趕上飯點做點飯，她沒有炒過一道菜，家里全是方便面。

　　她對張煥枝說，大姐，我羨慕你還有兩畝地，干農(nóng)活的時候可以暫時忘掉一切。可張煥枝沒有告訴她，當自己帶著饅頭去石家莊反映情況，坐公交車的途中就會望見那一片已被整飭為工程現(xiàn)場的玉米地，“每次路過那里，都要勾起心病”。

　　眼看中午了，在她們兩周年重逢的9月21日，兩位母親決定一起做一頓飯，“三位記者碰巧來了，就跟孩子回來了一樣，咱們一塊給孩子們做頓飯”。她們說，這些年，天天盼著記者來，也不管他們寫不寫有用沒用，只要來了，就說明還有人惦記著。

　　楊惠賢又說起了這些“孩子們”和她相約，等到兒子回來，如何如何。張煥枝拿過一沓名片說，“孩子們”也是這么說，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他們還過來，一塊放爆竹。

　　兩位母親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仿佛這一天就在明天。

　　這兩位母親，張煥枝、楊惠賢，她們的兒子分別叫聶樹斌和王朝。